红星照耀中国

红星照耀中国

这本书，让全世界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中国。

1936年6月，一个30岁的美国青年登上了从北平开往西安的火车。他的行李里装着两架照相机、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，以及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。他的目的地，是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陕北苏区——那里，一支被称为“赤匪”的队伍刚刚完成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远征。

这个年轻人叫埃德加·斯诺。他将在这片黄土地上度过四个月，写下一本改变世界的书—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在斯诺进入陕北之前，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。国民党当局筑起了一道厚厚的信息高墙，将红军污名化，大多数在华外国记者都守在沿海城市，隔着重重迷雾猜测西北高原上那支红色力量的真相。

斯诺不愿意仅凭传闻下结论。他说：“我要去红区，不是猎奇看热闹，而是想弄明白，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，究竟是什么力量，能让成千上万年轻人甘愿放下一切，奔赴西北。”靠着宋庆龄的秘密联络与周密安排，他突破层层封锁，辗转抵达陕北。这个决定，让他成为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。

他笔下的毛泽东，“生活和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”，住着简陋的窑洞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。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，颇有幽默感，喜欢憨笑”。一个做了十年红军领袖的人，全部的财物不过是“一卷铺盖，几件随身衣物”。

他笔下的周恩来，“头脑冷静，善于逻辑推理，从实际出发”，身上有一种“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，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”。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，被叫做“红小鬼”，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角色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充满活力与朝气。

1937年10月英文版在伦敦问世，短短一个月连续印行5版，发行10万册以上。拉铁摩尔称赞它就像“焰火一样，腾空而起，划破了苍茫的暮色”。《时代》周刊评价：斯诺对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，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，是震惊世界的成就”。连罗斯福都看完并三次召见斯诺征询意见。

1938年2月，在胡愈之组织筹划下，中译本以《西行漫记》为名在上海秘密出版，很快轰动国内。毛泽东本人也一直珍藏一本，反复翻阅到书页破散找专人修补。如今已收入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。

红岩

如果有一本书，能让一个时代的人集体落泪，《红岩》一定在其中。

黑暗的地牢里，许云峰用血肉模糊的双手一寸一寸挖开石壁；刑讯室里，竹签钉入指尖，江姐说“竹签子是竹子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”；白公馆牢房中，一群从未见过国旗的人，用红色被面和草纸，凭想象绣出了一面“光芒四射”的五星红旗。这些画面不是虚构的。

两位作者本身就是渣滓洞、白公馆囚徒，是1949年“11·27大屠杀”幸存者。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，带领19名难友从白公馆突围。脱险后写下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，包含广为人知的“狱中八条”。为完成小说，他们写了近三百万字草稿，查阅上千万字敌伪档案。

江姐原型江竹筠，牺牲时年仅29岁。在赴华蓥山途中看到丈夫彭松涛头颅被高挂城头，她强忍悲痛继续战斗。走向刑场前，从容梳理头发，换上蓝色旗袍，披上红色绒线衣，抚平褶痕——那是在完成一场庄严告别。

许云峰沉稳老练，永远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。行刑前徐鹏飞试图用“看不见自己的胜利”刺痛他，许云峰笑答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，那是无上的光荣。”

当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狱中，白公馆革命者扯下红色被面，用草纸饭粒做五星红旗，把五颗星都贴在中央，说这是“光芒四射”。许云峰在地牢挖通道，明知自己用不上，每一寸都是为别人准备的。

《红岩》累计发行近2000万册，稳居新中国文学发行最前列。今天读它，是想认真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而死，以及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活。